日本通过特别草案以保障伊朗石油进口

但在目的上，并不是为了惩戒、打击或报复，不是事后的赎罪，而是为了防止和制止违法行为继续发生，侧重在事前预防，与报应性存有本质区别，因而不是行政处罚。

[41]需要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05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42]事实上，除了刑法中的禁止性规范，行政法上的强制性规范在司法作用于法律行为之前，很多已转化为抽象或具体行政行为，对法律行为发生作用。

因此，要厘清国家强制的类型，还需再作进一步的分类。因此，无论特别生效要件对应的行政许可还是与阻却生效要件对应的命令性行政决定或行政许可，其所据规范均应受法律保留的约束，立法亦需符合法律明确性、比例原则等形式与实体的合宪性控制的要求。（二）基于基本权理论的四分法 事实上，不但特别生效要件中强制与自治的因素混杂，因失之过于繁琐而被苏永钦舍弃的特别成立要件的概念，也同样涉及国家强制的因素。同样，对于特别生效要件中的批准等行政许可而言，相关行为若未经批准而为之，不仅私法上不生效力，在公法上也必然连接到以不利益评价为内容的命令性行政决定。至此为止的外部秩序，仍不涉及任何私法交易秩序之外的价值考量。

[51]而若此行政决定背后强制性规范的目的在于保护合同所涉及的法益，比如两当事人缔结从事违反交通管制的合同，履行行为又确已涉及违法而获命令性行政决定，则此时应朝向法律行为无效的方向解释。至于第四项的规定，直系血亲禁止结婚不但关乎人伦，也关系到婚姻继承的整套私法秩序，原则上也应属于宪法给定的婚姻自由范畴。第二，在解释方法上，强调以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为侧重的客观化解释趋向，强调对规范私益保护性更多要从法律规范体系的整体框架下析出。

尤其是联立公司案在前案裁判基础上又提出全面查找根据规范考虑要求以及程序参与规范作为保护规范的适用指引，这些内容都对新保护规范理论的最新发展予以了有效吸收，也大幅提升了中国式版本对行政现实的应对能力。[20]朱芒：《行政诉讼中的保护规范说》，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16期，第116页。需要考虑的利益必须是明显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但因为国情的差异，对价值冲突予以调控的权力在我国并非由立法机关所垄断，宪法同样允许行政进行一定限度内的创设性立法。

关键词:  保护规范理论。如前所述，刘广明案虽然突破性地用主观公权利和保护规范理论对利害关系予以全新阐释，但裁判语词只是谨慎地将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具有较强实践指导意义的一项标准，并未排除对传统事实影响的沿用。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行政第三人的公法权利与公法保护（21ZFG82007）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行政诉讼类型的构建研究（19ZDA163）的阶段性成果 [1]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误解澄清与本土适用》，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167页。这一问题贯穿至刘广明案、关卯春案、陈百勤案裁判中，也成为我们观察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演进的基本线索。以上述思考为线索，本文首先对最高人民法院4份裁判对于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演进进行剖析，对每份裁判所涉及的核心问题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保护规范理论本土适用的核心问题。在确定根据规范时，应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为准，而对法条私益保护性的探求，则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一面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运用整部法典。

因此更宜被用于刘广明案、关卯春案和陈百勤案的裁判说理中。上述份裁定的争议又无不聚焦于此。这里需考虑的是公权/私权以及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区分。日本2004年在修定《行政案件诉讼法》时，同样对根据规范予以规定，其对识别规范的关联性的规定在此值得借鉴。

相比刘案还只是简单提示，对保护法益的判断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联立案已将根据规范扩张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应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虽然援引规定中的责任条款是否就能充分证明，若行政机关未予考虑，房屋所有人就会具体且特别的受到损害，仍有待商榷，但联立公司案确是吸收了考虑要求，也同时吸收了这一原则所包含的将事实影响纳入保护规范理论框架的积极思考，可说是对保护规范理论中国版本的很大拓展。

[13]王贵松：《风险规制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载《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第159页。从处罚的责任要件看，因为涉案房屋并非由房屋所有人联立公司直接租给教育许可申请人，而是通过双重转租，因此即使引发处罚，房屋所有人也可以嗣后的房屋租赁合同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予以抗辩，从而摆脱公法上的不利后果。

客观的考虑要求在此替代了此前规范的私益保护性性，扮演了具体化、主观化和权利化的提示作用，并因此完成了客观法规范的主观转换（subjektive Wendung）。尤其是裁定认为，出租房屋的所有人已经以提交房屋所有权证核签订租赁协议等法律文件的方式参与到行政许可程序，因此，房屋所有权人虽从形式上并非行政许可相对人，但实质上仍属未明示当事人，其与许可行为也应存在利害关系，也应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判断，其实忽略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卯春案中提到的诉讼请求与规范间的对应。保护规范理论适用至此已经有了相当的案例积累。其二，无论是刘案还是联立公司案，都将作为根据规范的实体法范畴拓张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这一点其实与德国法并不相同。在2005年的小田急诉讼中，日本最高法院承认了项目用地周边居民诉请撤销项目许可的原告资格，其依据之一就在于，根据城市规划法规定，在制定城市规划方案时，可采取召开公听会等必要措施听取居民意见，在城市规划发布决定公告时，有关市町村的居民以及利害关系人，可就事前已供公众阅览的城市规划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也被总结为通过有无保护第三人的程序来辅助判断规范有无保护第三人的目的。[12]因其模糊和空洞，法官甚至认为相对于复杂案件的原告资格判定，利害关系几近空白授权。

此案的主审法官与此前的刘案和关案不同，但裁定同样对保护规范理论的意涵予以详尽阐释。与传统诉讼不同，主张环境权益因行政规划、项目选址等行为而受损的第三人往往范围并不特别具体，诉权可确定性的边界也因此较为模糊。

当然，从刘广明案直至陈百勤案，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演变并不仅仅涉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调和问题，还包括根据规范的确定、解释方法的选择、发挥功能的场域等，这些要素互相结合最终促成了保护规范理论中国式版本的初步塑成。主观公权利的概念由此被引出，并成为释解利害关系的全新基准。

[17]同前注[8]，陈无风文，第153页。本案裁决在示范如何全面查找根据规范时，首先申明既要参酌本行政管理领域的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也要参酌相关领域的间接适用、潜在适用的法律规范，此处已提示对非直接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参酌，需注意其领域的相关性。

仍旧回至本文序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仅仅是为行政机关收集信息，例如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听取公众意见，一般不能推定为具有诉权。根据该法第35条，未予审查引发的后果又是，出租房屋如存在安全隐患，行政机关会对房屋所有人进行行政处罚。结语：中国式保护规范理论的优化与提升 综上，经由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努力，保护规范理论的中国版本已基本塑成。

以上述要义为参照再来观察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4份裁定可得，保护规范理论自2017年被纳入至现在，尽管根据规范、解释规则都有一定变化，但裁定中对公法权利析出的规范性要素的强调，以及着眼于区分公益/私益的判断思路本质上并未改变。而对此版本塑成过程的挖掘也能揭示出这一理论在内化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难题。

因为适用领域的不同，在被适用于联立公司案后，考虑要求的中国表达与德式版本之间又有一定距离，具体表现在：其一，虽然联立公司案裁定也强调，如果相关联的法律规范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决定时对某一要素予以考虑，行政机关若不予考虑，又会使第三人具体且特别地收到行政决定影响时，即可认为第三人属于规范保护范围，但此处第三人受到的影响在德国法上应是直接和非偶然的，而非或然的、可能的损害。但这种意义上的主观公权利本质上只是无瑕疵裁量请求权，而非针对他人的授益决定的排除请求权。

德国法所承认的以程序法规范导出主观公权利主要限于程序性质的权利，一般而言，程序参与权规定并不必然会成为导出第三人实体上的主观公权利。在联立公司案中，作为房屋所有人的第三人可能遭遇的公法不利却是或然的。

与前案不同，联立公司案关注到了将原告资格仅限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问题，并尝试将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至值得法律保护且需要法律保护的利益。尽管从最初刘广明案到最新的联立公司案，保护规范理论的本土适用未必表现出一以贯之的线索脉络，在个案的论证细部甚至会有跳跃与龃龉，但上述裁定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塑成了保护规范理论的中国式版本。《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的确包含了客观审查义务和考虑要求。由此，《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成为本案所应适用的关联规定，而裁定也是从这部规定中的责任条款中读取出了对房屋所有人的考虑要求。

这其实也意味着在上述情形下，法律已经特别地赋予了这些程序参与者特定的法律权能（Rechtsmacht）。如德国法和日本法所提示的，在分析程序规范和参与规范是否能构成第三人主观公权利基础时，首先要考虑参与的目的。

（一）事实影响与规范要素如何调和 保护规范理论和实际影响分别代表了原告资格判定中的规范要素和事实要素。因为有上述铺垫，刘案最终以长篇阐释纳入了保护规范理论，并确立了其中国式版本的基本样式。

因其查找法律规范的目的本身就与行政在做出系争行为时的法律适用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些在规范和裁判中偶现的端倪，此前并未被放在保护规范理论的框架下思考，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也未被充分揭示。